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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武当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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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刚

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当道教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伟大行列中来。他们对国家竞行忠孝,倾其所有,支持抗战。一些道士和信徒挺身而出,一手拿香,一手拿枪,毅然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实践着上马杀贼、下马学道的道教理念。1945年春天,侵占湖北老河口的日寇组织特别挺进入斩队,偷袭设在武当山周府庵的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武当道教信徒和群众奋起抗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图谋。
  道教在产生之初,就提出了“助国”、“保国”主张。《太平经》谓修道者当“助国得天心”;该书还说“天乃与德君独厚,故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国者也。”这里的“助国”、“保国”表示以某种方式来帮助国家治理,或者保护国家安全。其前提就是爱国,因为只有具备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才能产生爱国行动。《老君音诵诫经》说:“老君曰: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立为系天师之位,佐国扶命。”这里所说的“佐”即辅佐,就是辅佐国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国家命脉的延续。既然要辅佐国家治理与扶持国家命脉延续,其行为也就蕴含着爱国情感,没有爱国情感,不可能有“佐国扶命”的实际行动。此后,道教中类似于“助国”、“保国”、“佐国”的言辞还有很多,《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中讲“兴国爱民,普济群生”;《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讲“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高上玉皇本行经髓》所讲的“精心恭奉,家国安宁”等,都以特有的方式表达道教对赖以生存的国土的热爱。《老子想尔注》里有个说法,叫做道用之时,天下“竞行忠孝”。意思是讲,大道流行的时候,普天之下的人们都能够奉行孝心、尽忠报国。从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出道教对祖国倾注的热爱,体现了以道用世的理念,字里行间放射出强烈地爱国主义精神。
节衣缩食  毁家纾难
  武当道教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支援抗战的事例有很多。这里有两份关于武当山重要道观周府庵的历史资料,从两份资料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实情。
  资料一是《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其中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武当山紫霄宫各山代表总道总徐本善组织统计的《太和山全山道士数目及现领田产一览表》。表中显示,周府庵有道纳郑信学等31名,道徒19名,共计50名。田产原有三千零二十亩,新添马家嘴岗子、小河口西沟四处二百二十亩,共计三千二百四十亩。
  资料二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二月二十日,均县草店镇公所镇粮字第三一八号公文。文中称“事由:玆据转周府庵道衲程法银生活无着,恳祈转饬税务局拨给食粮以维生活由。一、据本镇周府庵道衲程法银十二月十八日呈称:窃衲等今春蒙准拨给察院口田地一份,将就耕种度日。后经委员袁锡民、李华亭将秋课提归税务局,所拨之课须待来年方能收益。目下衲等生活殊成问题,查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报请转报县府准酌拨口粮,以济老弱,迄今未蒙批示。衲等二十七名行将饿毙,情近无奈,只得具文再请鉴核,恩准转报速拨口粮,以资救济等情。二、据此,查该衲所称确系实情,前以镇粮字第九三号呈文转报钧府在案,玆据前情,理合具文再请。三、口口县府转饬税务局拨给口粮,以维该衲等二十七人之生活,实为德口。谨呈县长:戴。草店镇镇长:张博斋(印)”均县县长戴肇琼等人批示:“拟准照原案九名拨给。(印)”
  周府庵是武当山下的一处较大的道观,1922年还有3240亩土地,50名道士。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第五战区干训团和中央军校第八分校等单位的进入,周府庵的道士流亡了百分之四十六,土地、房产等被占用殆尽。到1943年秋天,程法银等27名道士已经到了生活无着,“行将饿毙,情近无奈”的地步。就连草店镇镇长张博斋也请求县政府“速拨口粮,以资救济”。均县县长戴肇琼等人可能手中的粮食也不多,他们没有向全部27名道士拨付,只是按照惯例,批准给九名老弱道士发放口粮。27名道士只有9人获得了政府救济性粮食拨付,不及正常需求的三分之一,道士的生活连半饱都谈不上。
  县政府和镇公所统计的缺粮道士人数未必准确。1947年9月17日均县道教会会长冯教信,在书面回复均县县政府关于“关帝庙道姑李云卿请发口粮”一事时说:该衲所称三十二年(1943)已至武当山七真洞修道是实。当时该衲只顾入山修道,不知有道教会报名登记手续。现在关帝庙因无养廉,以致悬无住持看守庙宇香烟。始由地方代表会同本会令其衲等迁居该庙,以维庙宇香烟,而保名胜古迹之区。是以今春报名登记。该衲自接住庙之后,至于生活,毫无颗粒。逐日以食野菜及依门募化为生。如此生活,实属艰困,亟待需粮,以维生命。9月20日县长徐(沛之)在呈文中批复:“拟拨复点照。”从这份公文中可以看出,抗战正酣的1943年,武当山七真洞道姑李云卿就没有口粮。抗战结束两年后,已经是关帝庙住持的李云卿仍然没有口粮,每天靠吃野菜,以及依门募化为生。
  做了六十多年道士,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当山,解放后担任过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丹江口市政协副主席的王教化道长回忆说:抗战前,道观每年秋季给在庙道士4块钱,春季给2块钱,用来添置道衣道袍。抗战后,道业衰败,国难当头,道众们的生活甚是艰苦。添置道衣道袍的钱逐渐减少,后来,根本就没有了,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
  武当道士的生活困境,当地群众和地方政府知道,就连戎马倥偬的国军高级将领也是知道的。1939年春,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武当山视察时,曾到遇真宫看望干训团第三大队。面对遇真宫道士的困难生活,他对当家道士陈宗杰说:“国家兴旺了,庙里的香火自然就好了。”1944年,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白崇禧在视察第五战区时登临武当山。他在太子坡复真观休息时,见道众荷锄肩筐,垦植于山间。便询问道人为何不守祀庙观,而垦荒务农。得知武当道观土地、房产多被地方政府收归公有,道众生活全靠垦荒种田,全年收成尚不足以维持半年之口粮。于是,白崇禧立即召见草店镇长和武当乡乡长,令他们从地方公粮中给道人每人每年补助六斗粮食,以资糊口。此举解除了武当道士的饥荒,抗战胜利后,劫后余生的道士对白崇禧多怀感戴之情。
  抗战期间整个均县几乎成了“第五战区兵站基地”,武当道观如酒仙庙、火星庙、三元宫、静乐宫、周府庵、遇真宫、冲虚庵等都被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军工厂改造利用。为修建通往大后方的老白公路,一些道教建筑被拆毁,宫殿砖瓦、石碑用作铺路、修砌过水涵洞。随枣会战后,日寇兵锋已达鄂西北地区,为应对敌人可能的进犯,第五战区在武当山下开始修筑堡垒等防御工事。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退休教师候兆庆回忆:1943年春天,国军的一个工兵团来到丁家营,在高家寨、五虎山、老鹰坡、李家湾后坡、火星庙梁子、刘家沟梁子、铜架山大寨等高地构筑工事。设置了重机枪、高射机枪、大炮阵地和碉堡。这些阵地和碉堡的建筑材料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甚至直接拆用废弃道观上的材料。1944年,第125师驻守丁家营一带,防御工事才停修。
  周府庵东南面的山顶上有座奎星塔,该塔建筑年代久远,基础坚固,造型优美,塔高约二十米,是草店的一大景观。“奎星”是黄道二十八宿之一,古人信奉其主宰文运。宝塔常与关帝庙相对,主沟渎为水道通利,主附库为财货积储。合道教“紫气东来”之意,属于风水宝塔的一种。陆军中将张寿龄等人在八分校工作时,曾多次登上此塔查看地形。后来有军官认为,奎星塔是一个地标,有可能为日机轰炸草店附近的军事目标提供参照物。于是,组织部队将奎星塔拆除。半个世纪后,张寿龄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办战区干训团时,时常登上这座宝塔观看地形。1940年初干训团改为中央军校第八分校。我回到老河口长官部后,不知什么人的主意,竟把这座古塔拆除。据说是第八分校的负责人,为了防止敌机把此塔作为对该校轰炸的目标,而这样干的。实属无知胆小而可笑,无聊之至!”
  随着东北和东南沿海工业基地的沦陷,我国抗战急需的钢铁等工业品严重匮乏。军政当局为制造打击日寇的枪支弹药,采取了包括收集废铜烂铁在内的多项措施。均县城乡铜铁铝铅都收集在一起运往炼铁厂、兵工厂,群众家里除了铁制农具和锅铲,已经很难见到金属品。因为门扣、门锁等作为“废铜烂铁”上交了,许多家庭的门户是不上锁的;因为县政府宣传说一枚铜元可制造一颗子弹头,人们纷纷捐献出珍藏的铜元。旷日持久的抗战消耗了均县民间的几乎所有“废铜烂铁”,军方把眼光又投向了武当道观。在军政当局的许可下,第五战区炮兵第16团将武当山复真观(约海拔400米)以下的静乐宫、三元宫、周府庵、遇真宫、元和观、玉虚宫等道观的数千件铜质造像、供器、法器拆解集中,装了40辆马车运往汉中冶炼,制造枪弹。
  因为多种原因,这批数千件武当道教铜像中,有数十件在汉中没有被冶炼。1946年,武当山道士筹钱准备把这批铜像运回来。谁知在运输途中,沿途都有部队打仗,道士们没有运成,只得返回武当山。解放后,陕西省安康地区成立了文化馆,铜像搬运至该馆内收藏。1987年1月17日,在文化部、陕西省等部门的支持下,武当山收回了46尊铜像。2008年6月21日,又有真武坐像在内的6件历经战火、饱经沧桑的道教珍贵文物离开安康,回到了武当山。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积贫积弱的中国经过艰苦卓绝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武当道教和全国各阶层群众一起节衣缩食,毁家纾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支撑着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直至将日寇赶出了中国。
上马杀敌  下马学道
  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道教和道教徒自己的命运。在抗战期间,许多武当道教徒同广大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上马杀敌,下马学道。一手拿香,一手拿枪。与全国人民一起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为民族独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少道士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守土抗战的决心。武当道士也纷纷脱下道袍,穿上戎装,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武当山南岩宫道长刘教明,河北人,生卒年月不祥。令当地居民印象深刻的是:此人是个大高个,而他的师傅也姓刘,却是个矮个子;有时刘教明下山办事,会披一件呢子军大衣。他说自己原是东北军的营长,后离开部队来武当山出家。1938年底,刘教明带领十几个道士下山,到均县城募兵处报名参军。刘教明等道士的集体参军行动,曾在武当山上下、均县城乡引起很大轰动。
  郭高一(1924----1996年),俗家名郭玉杰,河南商丘人。少年时因为仰慕武当武术传人宋唯一、李景林之神技,而入武当学道。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报名入伍抗日。后因部队被打散,郭高一流落到辽宁省北镇闾山道观出家,隐身继续学习武术,得到了武当三丰自然派传人杨明真道长的真传。“文化大革命”期间,郭高一还俗回到老家河南商丘。1981年在河南省泌阳县白云山重入道门。1983年,郭高一回到武当山紫霄宫当道士,并在武当道士中传授武当功夫,任武当道协武术总教练。他武艺高强,与朱诚德并称为武当武术的两面旗子。1996年,郭高一羽化于湖北九宫山。
  庞高成(1917----2004年),湖北省均县习家店人。由于他全家信仰道教,3岁时便被家人送到武当山琼台中观出家,皈依武当全真派。抗日战争期间,庞高成报名入伍当兵,在湖北宜城、河南淅川等地同日寇作战。日本投降后,他复员回到均县家乡,继续在武当山中观修道。庞高成是武当山本地人,家族中世代信仰武当道教。他除了抗日时期离开过武当山,80多年始终诚心修道,为人十分低调。庞高成是1—4届武当山道教协会副会长。2004年1月5日,庞高成在武当山琼台羽化,享年88岁。
  武当道士除自愿当兵抗日外,也有因地方政府强拉壮丁,而被迫当兵的情况。新华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丹江口市志》第482页,记载了均县仁和乡乡长的一个手令:“手令:二十九年(1940)五月二十日于本公所。据:该保应役壮丁温天福,闻征潜逃,籍图回避,复勾串工兵营士兵,借作护符辱骂保长,当即转报兵团,兹奉兵团部令,饬即将该天福家产先为查封等因。本所自应遵照办理,兹派颜办,仰即将该天福家产照数查封具报!不得循情于咎!切切!右令二十六保长姚守禄。附封纸一张。乡长:李楚樵;军事股主任:谭林定。”
  解放后,温天福的家人是这样解释被抓壮丁原委的:乡保长为完成壮丁任务,要求已出过壮丁的温家再出一丁。温天福闻讯躲避,乡保长编造谎言,说温天福勾结士兵。当时,躲兵还怕躲不及,哪敢主动去勾结。真实情况是,温天福跟随师傅修道多年,会些符咒。他借画符念咒的名义骂过乡保长。乡保长怀恨在心,所以强拉我家的壮丁。
  温天福这样的居家道士会被强拉壮丁,就连在庙道士也是会被强拉壮丁的。1943年,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主任(实际负责人)徐燕谋中将,在武当山紫霄宫一带巡视。群众和道士向其反映地方上存在着强拉壮丁、得财卖放、抓野丁替壮丁等问题,徐燕谋大为震怒。他将多名乡保长叫到跟前,严加斥责,并把保长XXX痛打一顿,勒令他们将被抓壮丁中的道士全部放回。当徐燕谋奉调离开时,武当山的群众和道士为感其恩,立了一块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主任徐公燕谋莅均三载,揎泽旁流,即武当各宫、庵、观道众及编户,莫不沾露德化,口碑载道。值公车返陆军军事研究院之际,谨勒石纪念,以志不忘。”
  二、流血牺牲殒命沙场
  在战场上与日寇枪对枪、刀对刀,舍命拼杀的武当道士有很多,他们流血牺牲,殒命沙场,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赵元亮(1909----1987),甘肃省河西人。抗战时期,他因为擅长刀术,会武功,先后在骑兵团、特务营当兵。与日寇多次交战,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后在张自忠率领的第33集团军军部特务营侦察连任排长。1940年5月,日军集结30万大军进攻我枣阳、宜昌,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15日,张自忠率领包括赵元亮在内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宜城县南瓜店。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的不利情况下,张自忠誓死不退,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16日下午4时,张自忠英勇牺牲。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军衔最高的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50余国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赵元亮也在此次战斗中被敌人枪弹击中左臂,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赵元亮身已半残。1941年,他皈依武当全真龙门派。在武当山修道行医数十年,1987年在武当山羽化,享年78岁。
  窦来庚(1900----1942),字峰山,山东省临朐县人。从小拜武当太乙门派掌门人高凤岭为师,是武当太乙门派嫡传弟子。1923年4月,赴上海参加了全国武术运动会,获大会最优等奖。1935年承办“志成国术研究社”。“七•七”事变后,窦来庚与学员一起被编为第3集团军军部警卫武士大队,任上校大队长。1938年,窦来庚任山东省保安第17旅少将旅长,后委任为山东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1942年7月19日,在与日伪军激战中负伤。窦来庚誓死不当俘虏,遂开枪自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感其忠烈,追晋他为陆军中将。1988年2月2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窦来庚为“革命烈士”。
  李本纯,湖北长阳人。武当道士,武当武术龙门派第十五代大师,在武当山修道习武多年,教授弟子古合云等多人。抗战爆发后,携弟子到部队教授武术。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日军空袭部队驻地,李本纯在轰炸中失踪。弟子古合云曾多方寻找,终无下落。
  三、军营里传授杀敌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6月6日有篇文章的题目是《击碎日军速亡中国迷梦》,副标题是“淞沪抗战时日军软肋:怕肉搏,因中国军人多练武术”。在武器装备和兵员战斗素质等方面远逊于日军的抗战时期,武术确实是中国军队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国军第51师在武当山驻扎多年,51师和其他部队官兵里就有人习练过武当武术。抗战爆发后,51师参加了淞沪抗战,给予日寇沉重打击,因而一战成名。淞沪会战后,51师和58师被合编为第74军。第74军是抗日战争中我军正面战场上最能打仗的部队,号称“抗日铁军”。武当道观里现在仍流传着一首歌谣,这首歌谣是在庙道士教授部队太极拳时诵唱的:
  太极真传出武当,功夫全在辨柔刚。
  倘若悟得真妙诀,强国强民亦自强。
  刘理山,生卒年月不详,山东人。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少将旅长,1929年蒋冯大战后,他毅然弃官入道,在武当山麓朝阳洞三清殿任主持。他设茶水施于过往行人,将募化所得修建道房十余间。因刘理山精通医术,常走乡串户为人治病,所以当地人称他是“扁鹊再世”。抗战时期,他受聘给中央军校第八分校的学员讲授战术、地形测绘等课程。1944年,刘理山离开武当山,不知所踪。
  李昊天和王维慎师徒。李昊天是八旗子弟的后代,属清皇室族裔,在清朝宫廷中学得武当松溪派内丹功法。清朝覆灭后,到武当山出家隐修了很多年。王维慎,原名王杰,字鸿弟。1914年生于四川南充一个医药世家,取名王杰,字鸿弟。7岁时便随其表兄,南充精武体校校长林济群习武,后又拜李良鹄为师,学习武当松溪派武技。18岁时出席高手云集的四川省武术擂台赛,力战群雄,一举夺冠,名震全川。成名后他又到武当山学习武当武术,拜李昊天为师。抗战爆发,王杰投考中央军官学校,改名王维慎。在军中,王维慎被聘他为武术教官。那时士兵都持大刀,王维慎则以一支竹棍代刀教练。与士兵对练时,他用力抖动手腕,竹棍就可将士兵的大刀击飞。在“8•13”淞泸抗战时任侦察排长,1940年初随军驻于江西浮梁抗击日寇。驻防期间,王维慎将师傅李昊天也请到军营教授士兵武术。抗战胜利后,李昊天将珍藏的一部武当松溪派秘籍《闲谈野议》赠给了王维慎,自己回武当山继续修道。
  程定远,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安徽人。他自幼身体瘦弱多病,遂跟当镖师的二哥学功夫。16岁那年,拜武当道士汪兰斋为师,习练内家功夫。不久又投到武当淮河派大师萧尚义名下为徒。武当淮河派武功以八卦为功法理论基础,基本功很讲究桩、步。其拳谱与其他太极拳歌诀多有相近之处,有御侮自卫的实战效果。日军占领南京后,程定远告别师傅萧尚义,离开武当山。他辗转南方数省,先后在江西宁都、赣南等地驻军中传授武功,“拳剑雪耻”、“青囊济世”为宗旨,传武、医民。抗战胜利后,程定远在南昌开设诊所,专治跌打损伤。
  刘定国(1902----2002),湖北武汉人。1927年拜武当道士王至道为师,习练世代单传秘技----武当纯阳拳。1935年受聘于武汉军事委员会特别军训处国术大队任教官。抗战后在湖南长沙、湖北宜昌、四川万县等地民间和军中传授纯阳拳。1941年,参加了重庆德胜和川东师范举行的国术大赛。1942年,在重庆玄妙观得师傅所传的《纯阳秘籍》一书。解放后,刘定国回到武汉。2002年11月23日,武汉观居仙逝,享年百岁。
 武当弟子  抗日英豪
  早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巾帼英雄周咏南的传奇事迹就已见诸报端,轰动一时。但她从小师从武当道士,树立佐国扶命理念,学文习武的故事却石沉大海百余年,鲜为人知。
  周咏南,女,号秋琼,生于1900年,湖南省祁阳县白地市区万福岭乡元木冲人,抗日战争爆发前她是祁阳县白地市中心小学教员。1938年冬,周咏南带领儿子黄天同时报考黄埔军校。报名时,衡阳招生处负责人田指导员对她说:你已经三十九岁了,超龄太多,不能报考。周咏南含着热泪请求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教员,更应以身作则。我们母子决心以身许国,您难道忍心拒我们于报国门外吗?田指导员深受感动,破例同意他们母子报考。经考试合格,周咏南与黄天同时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学员。当时的《救国日报》以《母子从军抗日》为题,报道了周咏南、黄天寡母孤儿的雄心壮举,号召全国人民向他们学习。1940年元月,周咏南和黄天同时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长蒋中正以蓉厅爱字第256号嘉奖令嘉奖他们:“母子从军同学,共赴国难,夙世楷模,殊堪嘉奖。”
  毕业后,周咏南被分配在第九战区第53军任政治部中尉干事,部队驻守在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前线。儿子黄天被分配在第六战区,驻守在湖北省恩施。不久,周咏南主动要求下连队,上战场,接受血与火的洗礼。经军部同意,她把随军家属组织起来,并收留流亡女青年,组成直属军部的女兵连。1943年1月,53军批准周咏南担任女兵连上尉连长。同年5月,周咏南所在部队在常德市白羊堤一线与日军鏖战,日军始终未能突破津市防守线。11月1日,日军主力部队第116师团从四十公里外的藕池向津市扑来,企图将我军歼灭。周咏南在战斗间隙写信给儿子黄天说:“尔我母子,既以身许国,勿以安危系念。母如马革裹尸,志所愿也,希继承吾保国之志,激励士卒奋勇杀敌,是所愿也。”
  11月8日,日军突破白羊堤防线,直逼中、小渡口,企图强渡澹水,直取津市。当此危急之际,防守中渡口阵地的女兵连在周咏南的带领下,冒着日机的轰炸,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战斗中,女兵连与日寇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周咏南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凭着自幼练就的出色武功,她连杀包括中队长松木在内的五名日寇。后来,周咏南被子弹击中大腿,倒在血泊中,但,她强忍剧痛,指挥女兵继续抗击进攻之敌。战友们将她救出阵地,送到129兵站医院治疗。伤愈出院后,周咏南因有战功,调到129兵站医院,担任新闻室少校主任,从事伤兵的励志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咏南认为报国之志已偿,便毅然退伍。同年10月,受校长张雨生的聘请,仍执教于白地市中心小学。有人说她“蠢”,但周咏南却怡然自得。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其子黄天在66军185师554团任代营长,同中原解放军突围部队在武当山一带作战。周咏南带着儿媳妇和孙子,赶到湖北省广水县向554团马胡之团长哭诉守节抚孤的痛苦经历,马团长深受感动,令黄天送母亲回家。黄天将母亲和妻子送到汉口后,抛弃家人,执意到台湾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205师,任该师作战科长。回到家乡的周咏南时常给黄天写信,要他认清形势,识别人心向背,选择光明道路。1948年冬,青年军205师奉调守卫北平。1949年元月,黄天随部队起义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周咏南反对内战的心愿。1966年周咏南去世,享年66岁。
  周咏南能够在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毅然投笔从戎,抵御外辱;能够组织、领导女兵连,在抗日前线作战;能够在与敌人的白刃战中,斩杀五名日寇,得益于幼年时,受到了武当道士周举的悉心教育和训练。
  周举,约出生于1865年,武当道士,湖北均州(今丹江口市)三官殿人。1904年春,周咏南的父亲,秀才周鹿卿,到汉口宦游。因为仰慕武当道教圣地,便接受了友人的邀请前来朝圣。两人相遇后,周鹿卿开口询问周举的仙方道号,周举没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念出一首诗来:
  此身原是武当仙,贬谛尘寰不计年。
  金顶烟霞应识我,云峰七二有前缘。
  周鹿卿奇其人,惊其语。遂邀饮攀谈,始知他姓周名举,道号云道人,俗家三官殿。交谈中,周鹿卿惊叹其博学多才,谈吐不凡,有了相见恨晚之感。那周鹿卿虽系秀才,却偏爱武术。当他问起周举练武之法时,周举侃侃而谈,深奥莫测。他听后佩服的五体投地,遂结为知己,并邀周举云游潇湘。周举满口答应。
  清光绪三十年秋,周举来到湖南祁阳县,居住在周鹿卿家。周鹿卿共育有七子一女,这个女儿就是周咏南,时年仅4岁,很受父母的宠爱。第二年,周鹿卿请周举教七个儿子习练武当武术。周举盛情难却,只好应允设馆授徒。5岁的周咏南也闹着要跟哥哥们一起学武,其父拗不过她,只得告诸周举。周举审视良久,说她资质很好,可以试学。周咏南高兴地跳了起来,立即当着父母的面向周举叩头,口称师父,成了周举的女徒弟。
  起初,周举是在周鹿卿家里设馆教武。后来,他嫌人多眼杂,又怕周家爱女护犊一致半途而废,提出要另觅场地。周鹿卿即在离家两里远的山冲----萁子庵为其设馆。新馆建立后,除周家的七个儿子外,还吸收了周鹿卿好友的子弟参加,但女性只有周咏南一个人。
  道士周举规定,每逢单日学文,每逢双日学武,文武并重。学文时,允许徒弟回家拿钱取物,也允许家长探视子女;练武时,不允许徒弟回家,也不允许任何人窥视,闭门谢客。尤其是每天拂晓前的练功,更不得缺课。在教学和生活中,周举非常痛爱周咏南,把她看着自己的女儿一般。晚上要她睡在自己的脚头,不允许她回家住宿。白天则悉心训练,严格要求。周咏南天资聪颖,学习刻苦,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武术技能,她总是一学就会,触类旁通,一年以后,她的知识和功夫就超过了诸位师兄。
  周鹿卿有个朋友叫黄矞,他是湘南文坛名士,有名的书法家和著作家。他们俩人是同年的秀才,黄矞是案首,周鹿卿是第四名。黄周两家早已指腹为婚,周咏南是黄矞家的准儿媳妇。有一天,黄矞到周鹿卿家玩,周家向他说了周咏南学武的事儿,黄矞立即提出去看望周道士如何授徒。见面后,周举夸奖周咏南聪明好学,技艺见长。黄矞很不以为然,板着面孔说女孩子学武,挥拳弄棒,总是有失妇揆。周举引古证今,对黄矞说了很多巾帼英雄显亲扬名,杀敌报国的话。他说:《老君音诵诫经》中有: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立为系天师之位,佐国扶命。佐,即辅佐,就是辅佐国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国家命脉的延续。《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中讲:兴国爱民,普济群生;《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讲: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高上玉皇本行经髓里》说:精心恭奉,家国安宁;《老子想尔注》里有个说法,叫做道用之时,竞行忠孝。意思是讲,大道流行的时候,普天之下的人们都能够奉行孝心、尽忠报国。这些说法都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出道教对赖以生存的国土的热爱,体现了以道用世的理念。
  周举一席道教爱国论令黄矞连连点头,拍案叫好。考问文学时,周咏南对答如流。黄矞不由满心欢喜,笑逐颜开。交谈中他们论《经》说《易》,周举对《易经》的精辟见解,对“易”理的发挥,对黄矞有了新的启示,使他撰写的《易元命响》一书顺利截稿,由北京荣宝斋出版发行,成为研究《易经》不可多得的著述。两人因此成为莫逆之交,经常在一起匣定古籍。
  周咏南11岁那年,已长得亭亭玉立,武功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此时,正是清王朝灭亡的前夜,周举似乎预知到什么,执意向周鹿卿提出辞馆,要回武当山。周鹿卿和黄矞对他说:先生是野鹤之身,四海为家。我们想为先生择名山,建道观,以作先生仙居之所,长留潇湘,以慰数年莫逆之交,尚祈先生俯允。经再三挽留,周举也就同意了。于是,他们联名发出了建观募捐启示。说是“武当真人”云游潇湘,卜落祈山熊罴岭。启示一出,捐助者众。人们在祈东县熊罴岭十里尖建起了“云仙观”,并请了两个香火工服侍周举。
  武当真人周举和云仙观一时名声大噪,善男信女每日前来烧香祈福者不绝于途,云仙观成为祁阳当时香火最为盛旺的道观。十几年后,周举突然不知所踪。而云仙观在解放后犹存,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毁。
  周举的武功“以柔克刚”、“借彼之力,攻彼之身”。民国时期,祁阳县建立国术馆,馆长桂丹就是周举的徒弟,其人武功人称“了不得”。那时,祁阳县留日学生谢夌回到家乡,办了所祁阳女子小学,教文练武,封建卫道士们曾极力反对,周举却支持周咏南前去学习。周咏南15岁那年,祁阳县女子小学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时,为了体现妇女能文能武的风貌,学校决定举行擂台赛。有人在校门口贴了副讽刺对联,联云:
  毕竟不是英秀,说什希圣希圣,只懂得这多学问;
  业已成为女子,任凭能文能武,难保全那点东西。
  周咏南看后把对联改了一下,反其意而成为一副新联:
  毕竟是巾帼英雄,志在希圣希圣,已懂得救国学问;
  业已成女中豪杰,确实能文能武,要消灭封建东西。
  这样的回击,引起了人们的骚动,也使得妇女们扬眉吐气。在摆武擂台时,擂台上贴了副对联:拳打封建卫道士;手揖文明赞助人。
  擂台赛开始后,周咏南一连击败了十几个对手。后来一个富绅的保家镖客上台比试,那镖客五大三粗,是刚强猛汉,人们无不为周咏南担心。几个回合之后,周咏南运用“借彼之力,攻彼之身”的绝招,一下把那大汉打下擂台。这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当时的祁阳县城。
  周咏南的儿子黄天,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在湖北等地与日寇作战,屡立战功,由普通士兵升为少校营长。1946年,随国民党66军军长宋瑞珂参与内战,在武当山地区“进剿”人民解放军陈少敏等部一年多时间。黄天对武当山有很深的感情,写下了十多首与武当有关的诗歌。其中一首是:姣姣武当月,见证昔日情。日中初罢战,国共又交兵。“进剿”鄂西北,苦磨蒋宋军。挥笔记往事,余悸心怦怦。还有一首是:
  静夜月当头,
  把酒愁更愁。
  望明月百感悠悠,
  自觉人生如恶梦。
  多少事,
  愧而羞。
  战争谱春秋,
  圣地武装游。
  曾立志砥柱中流,
  可惜名山不助我。
  致尸骨,
  委荒丘。
  1949年元月,黄天随部队在北平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1952年从部队转业回乡,在湖南省祁阳县水电局任工程师。退休后,担任过祁阳县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湖南省中山外语学院董事。2000年去世,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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