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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思想之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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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思想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节俭,几乎没有私欲。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汉书·食货志》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无为”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儒家也讲“无为而治”,如《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朱熹认为:“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实则表达了儒家的德治主张。使“无为而治”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一切有私欲的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要求统治者无私作为,效法自然,顺应百姓天性。“无为而治”的理论根据是“道”,现实依据是变“乱”为“治”,“无为而治”的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严君平亦谓:“有为之为有废无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览天地之变动,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无也。”(《道德真经指归·卷八》)总之,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所以这种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反而有利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和成长。
      黄老道家的另一部巨著《管子》更是对无为而治下的自化过程和动力机制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乱君以文服人,凶败之君将以刑杀伤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杀伤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之也。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万物,为其师长也。夫欺刑者,不可以治,日致凶矣,不能为帝王致太平也,故当断之也。”(《太平经·三十五分别贫富法》)
无为的真谛
     “无为”具有深奥的内含,在对其的理解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总的来说,“无为而治”是以宇宙之法——“道”为根基,以修炼人性为原则,国家统治者采取的一套修身、治国的方法。
      治理好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人。有圣贤之人来协助管理国家是每一个帝王所希望的。但纵观历史,往往是奸佞之人当权,忠良之臣受到排挤、迫害,这是为何呢?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道德经》)这句话说明了色、声、味、刺激的事情、稀有的东西都会引起人的欲望。而人性当中有随心所欲、恣意放纵的愿望。帝王正是受到了这些欲望的控制,奸佞之人才会投其所好,从而得到宠幸。
      在人性当中,也有着趋顺避逆的特点。当人遇到顺心的事、顺耳的话就会欢喜而希望继续经历,遇到相反的就会厌恶而躲避。正直的官员看到帝王恣意妄为时,为了国家和人民就会直言劝谏,但这肯定违背了帝王的欲望。如果帝王的修养水平不高的话,那忠良之臣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只有帝王达到“无为”才能使贤良之臣得到重用,而奸佞之人无立身之地。这个“无为”指的是无私、无欲的行为,帝王的欲望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意愿。
      令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就是一位“无为”者,他的心就是国家心、民族心、人民心。他抛弃了自己所有的意愿,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他没有子女,但他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当成自己的子女而付出全部的爱。周总理是一位伟大的圣人。
      “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道德经》)
      只有将私心、私欲除掉才能“无为”。一个人“无为”后,才能抛弃爱憎好恶从而消除主观意愿。无论多么圣明的人也不可能了解所有的事情,要治理国家就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广泛地听取和接纳各种建议和方法。如果一个人有主观意愿,那他的行为就会有倾向性,他所采纳的方法就可能是非客观的,而且善于迎合奉承的奸佞之人也就会出现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圣人只有像天地一样做到“一视同仁”才能治理好天下。
      中国古代的帝王从小就接受严格的教育,他们大多都是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儒者。他们都知道“无为而治”的意义,但能遵行的帝王却少之又少,这是为何呢?
      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情、欲影响甚至控制着人的行为。这种形为的表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自私性。自私的行为肯定会对别人造成损害。帝王的行为几乎不受任何限制,所以他们更容易受到情、欲的控制。
      俗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出了难以实现“无为而治”的原因。要做到“无为”就要将人的七情六欲除掉,这是对人的一种彻底改造。只有遵行道家的修炼方法才能使一个人逐渐完成这种改造。这是一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只有极少的人能完成。对于帝王来说,要进行道家修炼更是难上加难,这也是许多帝王虽然相信道家思想,但只采取炼丹、服丹的方法以求成仙,而不去按照真正的道法去修炼的原因。
修身
      修身是治国的根本,这一观点得到各家的认可。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修身,并把它作为教育八目之一。儒家的“修身”标准,主要是忠恕之道和三纲五常,但其实质上是脱离社会实践的唯心主义修身方法。他们认为修身的过程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由此通过“反省内求”的方法,使个人的行为同封建道德相吻合,为其封建统治和政权的巩固培养人才。由于儒家思想没有深入探究影响人类行为的根源,所以儒家修身方法是不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道德修养的。虽然一个人的修养水平能有所提高,但最终最影响他的行为的决定因素还是他的情、欲。历史上做出祸国殃民事情的奸臣往往都是那些通过科举考试的文人。
       孔子,中国古代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理家,儒家学派编撰人,被后人推崇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记录下来,作成《论语》。
孔子有许多治国思想和理论,他十分希望实现治国安邦的理想,但最终他的理想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孔子的知识和修养水平虽然已经很高,但对于道、德的本质却没有领悟。
      一个人想要做治理国家的大事,那他就得尽可能地去掉自己的情、欲,并消除自己的主观意愿,做到“一视同仁”。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以上的这些言论表现了孔子爱憎分明的性格。
      由于孔子有太强烈的个人情感,这造成他对于修养的极高要求使得社会无法接受,而他也无法忍受社会的实际状况。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说明了这个道理。要成为圣人就要有藏污纳垢、海纳百川的心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
      管仲(约前723或前716—前645)名夷吾,史称管子。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周穆王的后代。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代霸主。
      《管子》,先秦诸子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管仲的继承者、学生,收编、记录管仲生前思想、言论的总集,书中的主要内容是以道家思想为依据的。有学者认为《管子》一书为:“先秦诸子之博大精深,无出其右者,孔孟老庄申韩荀墨所不及也。”
      孔子对管子有明确的评价,主要有两方面:对于管子的俭和礼是强烈批评的;对于管子的仁却是高度赞扬的。
      管子的道德修养以及社会贡献都是很高的,以道家说法,他已达到超圣入道的境界。作为君子的鲍叔牙极其崇信管仲,这至少说明管仲不是一个品德低下的人。管子故意做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的事情,其目的是自贬名声,以使周围的人能接受他,从而实现治国安邦、教化人民的目的。
      管子临终前,齐桓公询问他继任人的问题时,“恒公曰:‘鲍叔之为人何如?’管仲对曰:‘鲍叔,君子也。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虽然,不可以为政。其为人也,好善而恶恶已甚,见一恶终身不忘。’”(《管子·戒第二十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鲍叔是个君子,即使是千乘兵车的大国,不按他的做人准则送给他,他也不会接受。虽然这样,但鲍叔不能执政,因为他的为人,好为善事而过分憎恶坏人,见到一件坏事就终身不忘。
      管仲对于鲍叔的评价也一样适用于孔子。
      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有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那就是缺失真实的古历史记载。中国的古历史是经过一些人篡改过的人为创造的历史。这其中孔子大有作为,他的本意是想将善良、正义的一面留下,以希望对后人本性的改良有所帮助,但结果是否如他所愿呢?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不管它是血腥的还是耻辱的都应真实地留给后人。这是先人对后人最起码的尊重,后人也能从真实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复相同的错误。正是由于先人们有太强烈的主观意识,他们的“作为”剥夺了后人的知情权。
      圣人的“作为”会产生不良后果,那么其他的人呢?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中国人善于运用辩证法,我们都知道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于一个人是好的,但对另一个人可能就是坏的。圣和智也是一样,统治者认为的圣和智都是带有主观意识的,这种圣、智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有害的。
      道家思想中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修身的,其中有许多具体方法,它们都是以“清静无为”为根本。
      通过道家的修炼,一个人面对美色可以做到视之不见,耳听美音而听之不闻,对于令人兴奋、刺激的事情也可做到搏之不得。到这时,人的道德修养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情、欲对人的影响已被消除,“小我”消失了,个人的心将变成国家心、人民心,从而达到“无为”的境界。
      圣人消除了所有的私心,“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虽然没有了私欲、私为,但圣人的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大作为。
      “故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于北极紫宫中也,与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止,乃复逾天而上,但承委气,有音声教化而无形,上属天上,忧天上事。神人已下,共忧天地间六合内,共调和,无使病苦也。”(《太平经·六十二》)
 愚民乎
      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于愚之。”有人以此话为据,便认为老子主张施行愚民政策,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道德经》里治国的主体思想就是要消除自私的本性,以达到“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以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形容。在这种总体思想下,怎么还会出现与之矛盾的愚民、奴役百姓的想法?如果《道德经》的内容前后矛盾、缺乏逻辑的话,那它怎会成为经典而流传两千多年?
      实际上,在老子上面的话里,明,是谓多见巧诈;愚,是谓多见淳朴。非以明民,是说不是使人民多见巧诈;将以愚之,是说使人民多见淳朴。
      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天下太平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大治在民趋于正。国家之所以混乱,人民之所以难以管理,就在于“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因为百姓的淳朴天性被世间奸邪之智所败坏的缘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故此,庄子谓:“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这样,就可以使天下人物,悄悄地包含于化育之中。
      然而,历史上的君王大多实行“人治”。所谓“人治”,就是指由统治者垄断国家权力,搞专制统治,以一己之心来管理国家。“人治”是符合人类自私本性需要的。通过“人治”就可享受权力带来的优越性,使个人的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对于不进行道德修炼的人来说,“人治”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
      “人治”后,管理者就会高高在上而更多地凭主观意志来做事。这样的管理者都会觉得自己很圣明,他们希望人民也称赞他们的圣明,从而会更多地展示他们的“智慧”。但实际上错误的管理和政策就会更多地出现,以权谋私的人员就会得势、管理者的耳目就会被蒙蔽,最后形成国家“治理”人民的局面。上以智治国,则下亦以智应,上以智术诱动了民之邪心,既动又复以巧术治民伪诈,民也用智巧其术防避,相互斗巧,上下相贼,奸伪将会日益滋甚。所以老子又说:“以智治国,国之贼。”
      故而,古时候善于以道治国者,往往施行的是大而化之的政策,就是不让人民多见奸巧诈伪,以免让其破坏了人民本性之淳朴。所谓愚之,并非欺骗,乃是弃智守真、正己正人,隐恶扬善为天下浑其心之意,是用“道”导民,使保持其质朴而不趋向诈伪。《淮南子》曰:“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而难以算计举也。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淮南子》曰:“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绊其足,以禁其动,而欲修生寿终,岂可得乎!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西方哲人哈伯德也曾说过:“据说教堂可以拯救罪人,科学则是探索不再产生罪人的道路。”而老子这种“愚民”哲学思想的本意,是要造就一个民心淳朴、人民都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规范、犯罪心念都不会产生的社会。当然,所有的一切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和作为了。
 
摘自神话新解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15fa45d01011ku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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