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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治国理念中的传统道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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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1918年8月20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所谓“中国根柢”,指的应该是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主导思想或曰主流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以此诠释鲁迅的话,似乎可以说鲁迅断言在数千年旧中国由诸多学术流派共同构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假托黄帝而以“道”为宗旨、以《老子》五千言为主要读本的系统说教占有压倒优势。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本文所谓“传统道家”与鲁迅所谓“道教”有何关联的问题。笔者觉得这个关联可以描述为“一实二名”,就是说,它们指称的是在中国绵延了数千年的同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体系。关于鲁迅的断语,当代学术界见仁见智,认识不一,但都不否认它立足于以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为主的中国农业社会和由它孕育出来的中国的国民性。毋庸置疑,处在近代带有启蒙性质的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鲁迅之言有着强烈的批判意味,但也不能否认它仍然是一个带有真理性的判断。所谓“真理性”是说,在以基本上只从事农业生产的汉族为主、数十个民族共存的“大一统”的中国,迄今为止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中有一些一脉相承的、颠扑不破的真理的颗粒。简言之,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任何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包含有道家(道教)的成分。它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人因时因事而异。
       鲁迅写下那封信31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三个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时代。回过头来读这三个时代的历史,鲁迅说的话还能不能站住脚呢?
       本文便试图对毛泽东治国理念中的传统道家思想成分略做分析并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一、反者道之动
       从世界观来看,道家的鼻祖老子似乎是最早把近代意义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揉合在一起的一个中国人。他不仅承认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还承认世间万物永远处在变化当中,万物变化又都遵循一定的规律。《老子》有言:“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逝曰远,远曰反”(第二十五章)。意思是说﹐任何事物的某些性质,如果向极端发展﹐这些性质一定转变成它们的反面。这构成一条自然规律。所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第四十三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四十二章)。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说法﹐反映的却是自然(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事物变化所遵循的规律,老子把它们叫做“常”。他说﹕“知常曰明。……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第十六章)老子警告说﹕“不知常,妄作,凶。”(同上)就是说,不顺应自然的基本规律,单凭主观意志胡干蛮干,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应该掌握自然规律﹐用它们来指导个人的行动。老子把这叫做“袭明”。人“袭明”不外两种情形:想得到什么东西﹐却以其反面为行动的起点﹔想保持什么东西的现状,却在其中容纳一些与它相反的成分。所以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又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二十二章)这是讲“正”从“反”始。 老子还说﹕“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又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第二十二章)这是讲相反相成。
       老子的这些思想(以及其它思想)曾被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以注、疏、解、喻、论、说等体裁加以阐发而各自成书,供帝王和臣僚们作为执政的参考,也同样被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充分吸收。在毛泽东著于1937年,而在1950年做过详细修订的《矛盾论》中便有下述段落:“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的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论的宇宙观。”“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在新中国的三个时代,学习和应用《矛盾论》和毛泽东的其它著作都是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家干部(一度还有全体人民群众)的必修课。这种学习和应用对于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言简意赅的全面阐述,其作为思想武器而能够发挥的功能是老子当年面对大多只具有负面意义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所做的冥思苦想无法企及的。
       如果说《矛盾论》还有什么缺憾,那么是否可以说在于它对“斗争性”的刻意强调。这也许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毛泽东个人印记所在。平心而论,毛泽东一生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最得意之处在于他对“相反相成”这个客观规律的把握和使用。尽管他毕生最大的败笔是把“东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与“西风”(资本主义)的矛盾绝对化,在和平时期坚持战争年代 “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1939年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的立场,使新中国的社会生活过于意识形态化,因而坐失了许多发展的良机,但他为了使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党的组织状况在观念上能够满足“相反相成”的要件,还是以“给出路”、“一个不杀”、“掺沙子”、“保留党籍(或其它社会身份),以观后效”等政策或手段保护了一些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多是假想的对手),这成了他的错误后来能够顺利被纠正的根本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斗争性”仍有它合理的一面。
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在毛泽东时代,“一”是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词素。以它为本组成的词汇有:统一、一律、一元化、一盘棋、一把手、一条龙、一脉相承、一贯主张、一个中心、团结一致、一心一意,等等。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有计划的经济、文化体制。尽管毛泽东向往“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但实践证明,在他的有生之年,新中国基本上是只有“统一意志”而没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这样做的理由可以有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只是一句话:“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这三项“保证”无疑是以“统一意志”为前提的,“个人心情”如何在这里无足轻重。其实老子早就把这个道理讲透了:“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第三十九章)如果把这段话里的“侯王”换成“执政党”,这段话就可以看作对毛泽东执政心态的生动描述。直到临终,毛泽东也没有放下他“恐”执政党“蹶”的心病。       
三、以贱为本 
      老子紧接着讲的话是:“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转换成毛泽东的思维就是以下一系列言论:
       “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1950年代末期毛泽东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时写的批语。见张贻玖《毛泽东和诗》,北京:春秋出版社,1987)“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学派的人,开始的时候都是年轻人,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毛泽东:《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
       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工人农民”“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等体现阶级属性的概念,往往就是“贫人”、“贱人”、“下等人”、“小人物”、“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压迫者”等字眼的雅称。在他看来,凡是受压抑者,必然内聚着释放或实现的欲望,而压抑别人者,又必然自我产生堕性因素。前者是活泼的,后者是呆滞的;前者弱小,但蕴育着生机,后者虽然貌似强大,却意味着衰亡。他坚信,“无产阶级”之所以最有前途、最有力量,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而代表他们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的干部不能不做“人民的勤务员”,否则便成了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表,必须清除出去,所谓“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作风,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1958年5月8日《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讲话》)      
四、去甚,去奢,去泰
       道家的主题本来是全生避害。老子主张善待生命,因此要为人的行为设限。或者说,老子承认人的任何行为都有其客观存在的出发点和极限。要成功地全生避害,人就既要循序渐进,又不能使自己的行为越过这个极限。所以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第六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又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把上述方法论原则用到现实政治上,老子得出结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要想免祸去咎,就必须做到寡欲,即“圣人”应该把“去甚,去奢,去泰”的思想转化为行动。他站在为政者的立场上提出了与儒家针锋相对的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十九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 
       从字面上看,毛泽东的治国理念与上述老子的设计似乎相距甚远,特别是毛泽东1950年访苏期间曾意味深长地对卡德尔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辩证法在社会主义如何自由运用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平静的河流,应当有领导指引方向。但是,人民应当有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事情直接做出反应的可能性。”(卡德尔:《苏南会议·莫斯科宣言·会见毛泽东》,载《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2期)。但如果把那个时期的许多具体的舆论引导和政策措施加以反复的推敲,便到处可以发现老子的影子:在1949年3月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胜利后党内可能生长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敲响了警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开幕词里,毛泽东再次强调“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开始,儒家色彩鲜明的传统道德条目如始兴于宋代的“八德”:“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因被推翻的国民党政权曾以“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礼义和平)”重新加以提倡,便基本上作为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封建道德退出了主流话语的范围。以批判电影《武训传》为发端的对“孔孟之道”不遗余力的否定和批判持续了二十几年,直到1974年毛泽东还掀起全民“批林批孔”运动并做了“孔学名高实秕糠”(《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结论。与此同时,标志着近代工业文明发展水平的各种新型消费方式被贴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签打入另册,晚清道光朝从皇帝到满朝文武都以穿带补钉衣服为荣的畸形节俭心理几乎蔓延全国。
       在历次所谓“路线斗争”中,毛泽东把自己的对手无一例外地称为“个人野心家”,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在“文革”中期,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都“要斗私批修”。在“文革”后期,毛泽东表示对仍然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即“八级工资制”等等强烈不满。
       直到1976年病危之际,毛泽东还在表达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甚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上述毛泽东的言论举措不乏真理的颗粒,如要求执政党的干部以及党员做到两个“务必”,他还曾做过“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2年6月10日)之类的题词,特别是1958年7月1日读6月30日《人民日报》得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之后写下的两首《送瘟神》七律,体现了他无时不以“民瘼”为念的高尚境界,等等,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其中更多的是小生产者“均贫富,等贵贱”思想和作为他们的最高代表的帝王思想的反映。两千年前的老子否定了市场经济的萌芽,两千年后的毛泽东对附着在市场经济之皮上的资产阶级法权之毛忧虑有加,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何况他们还是反对和批判 “孔老二”的忘年交呢!       
五、将欲废之,必固举之       
       老子还说过:“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举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第三十六章)意思是:一花一木快要凋谢的时候,就开得特别茂盛,但那种茂盛正是凋落的前奏。一个人的生命到了最强壮的阶段,便开始衰弱了。我们要把一物抛向某处,必定先要把它高高举起,这种被高举的状况,便是该物坠落的前奏。天地给万物以生命,这生命到头来还是要被天地收回去。懂得这些道理,就有了“知微”之明,即能够把握事物启动的初因和它必然的后果。
       老子所说的本来是天道自然的因果定律,但这段话却一直被后世的人运用在权术的机变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所谓“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政治博弈之术。熟读二十五史的毛泽东显然深谙其道。从依据列宁主义理论有目标(针对王明及其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同伙)的延安整风到只有假想目标(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而无理论上自洽的确定目标的“文革”期间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争,毛泽东把这套权术运用得炉火纯青。一段时间里人们谈之色变的“阳谋”论导致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沦落为“臭老九”,几乎腰斩了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结果老子的话在他自己身上得了应验:他那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构想在“固举之”即给中国人民造成“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之后被他的继承人彻底地抛弃即“废之”了。倘问“举之”和“废之”者为谁人,当曰:“天道。”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也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六、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      
      《庄子·达生》:“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生,而养形果不足以存生,则世奚足为哉!”(保养身体必须以有物质供应为前提,物质供应充分,而身体却得不到保养的现象也是有的。维持生命必须以生命不离开身体为前提,但没有离开身体,生命却已经死亡的现象也是有的。世上的人以为保养好身体就足以维持生命,但保养身体如果不足以维持生命,那么世人又何必去做这种事呢!)
   庄子的意思是说,人没有精神寄托,活着就没有意义,身体保养得再好,也跟死了差不多。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之际诗人臧克家的名篇《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作于1949年11月1日 )便是对庄子思想的诠释。这个理念在毛泽东时代经过执政党的强力灌输,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文革”发动时的社会心理基础。毛泽东在天安门前人群中的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号召,一下子把七亿中国老百姓全部推入了向他老人家表现“忠心”的十年迷狂。它是怎样被灌输的呢?答案是:学“老三篇”!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在意识形态方面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出版发行经过作者亲手修订的《毛泽东选集》。结果是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成为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活学活用”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著作特别是1949年以前写的著作则成为全体“人民”几乎是“唯一”的精神生活。于是雷锋和“雷锋现象”应运而生。在“林副统帅”信誓旦旦的“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个统合了党政军三种强权的外力推动下,普通中国人的生命的意义被浓缩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这里“战士”是代词,它可以是任何被划在“人民”范畴里的社会身份)。毛泽东分别写于1939年、1944年和1945年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得到了“老三篇”的尊称,并且一度成为数以亿计的具有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中国人“天天读”的对象。“老三篇”的特点在于它对于一种崇高的人生观(当时被称为“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系统阐发和强调。如同世界上各种宗教都具备“终极关怀”的品格一样,毛泽东宣扬的也是一种“终极关怀”,是他理想的或他所立志要造就的新式普通人的“终极关怀”:“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服务》)无数中国人抱着这个理念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劳动,为正在建造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使“一穷二白”的中国社会面貌大为改观。然而当这个理念在“文革”初期演变成“为保卫毛主席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刘少奇卖力,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时,大量生命被无端扼杀的“浩劫”也就在一片喜庆的欢呼声中开始了。结果是已经初步建成的社会主义成果被摧毁殆尽,已被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的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被对权力和金钱的角逐所代替。其中的教训是大可深长思之的。       
七、得意而忘言      
       在认识论上,传统道家主张世界可知。就认识具体的事物而言,他们更强调对于其本质的把握。虽然现象是把握事物本质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在他们眼里,如果事物的本质已经被掌握,那么现象(以及用语言对现象做的描述)就是可有可无的,甚至可以完全舍弃。且看他们是怎样说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以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周易略例》)“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吕氏春秋·离谓》)
       这三种表述意思是一致的。从积极的方面看,是说在人所能获得的三种认识境界(“象”、“言”、 “意”即“感性认识”、“知性认识”、“理性认识”)中,“意”即“理性认识”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的真正目的。达到了目的,做为手段的“象”和“言”便大可弃之不顾。
       毛泽东是“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象”的大手笔。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个判断是直接从苏维埃俄国的列宁主义理论搬过来的,是一种理性认识(“意”)。不能说它在中国没有“象”和“言”的基础。尽管从井冈山到陕甘宁根据地基本上没有工业生产,但毛泽东在上山以前在湘赣一带的城镇(如安源)到过工厂、矿区,并在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中对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状况做过阐述。七届二中全会前夕,在彭真、陈云等人刚刚接收过来并使之恢复了元气的东北解放区有较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他们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阐述和认识显然只是局部的,应该被划入“象”或“言”的层次。就全国而言,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领导革命的工人阶级自身的规模是很小的。在资产阶级方面,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或即将被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后天软弱。而包括相当一部分农民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显然不能被划入处在这个语境中的“资产阶级”范畴。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够强大,不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成分,那么它们的对立统一能算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吗?应该如实承认,毛泽东这一次对国内基本矛盾的判断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数年以后全国范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根源即在于此。对国外基本矛盾的判断也一样。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定地采取“一边倒”的立场,“二战”以后的西欧、北美诸国未必就死心踏地与新中国为敌。倒是毛泽东晚年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更为接近历史的真像。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的“得意而忘言”、“得意而忘象”都铸成了历史的大错而需要他的继承人加以“拨乱反正”。
       另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鞍钢宪法”的形成。1958年,在毛泽东关于政治挂帅、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号召的推动下,全国各大中企业全部废弃一长制,改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大破苏联专家确定的生产工艺流程,用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生产。当时公私合营的济南成记面粉厂最先提出并实行被称为“两参一改”的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不久大型国营企业陕西庆华工具厂也推出了“两参一改”的经验。到了1958年12月,重庆长江电工厂在“两参一改”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三结合”。在1958年以后的一段时间,“两参一改三结合”成为中国工业化管理的一种新方法,毛期望以此来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那时的鞍钢是实行这种新型管理模式的最大的国营企业,鞍钢党委即鞍山市委曾经就这种模式专门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写的笔记里第一次对“两参一改三结合”做了全面论述:“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随后便给它命名为“鞍钢宪法”(其实鞍山市委给中央的报告没有一句话提到“两参一改三结合”)。这里的“意”是毛泽东关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典表述,鞍山市委的报告可以算做 “言”,济南成记面粉厂、陕西庆华工具厂和重庆长江电工厂的经验只能排在“象”的层次了。20多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实际上宣布了“鞍钢宪法”的彻底失败。       
八、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毛泽东在获得所谓思想战线即意识形态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便开始设计他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这个社会由许多人员和他们的活动区域相对固定的工农兵联合体组成。在这个理想社会内,不允许管理者作为一个独立分工阶层而固定存在。相反,联合体内分工担任各种不同职务的人们应当经常流动和交换职业。这种流动和交换将有效地实现城市与农村在组织、经济和社会上的趋同,并且在这一意义上消除城乡差别。令人遗憾的是,这样做的结果不是使农村通过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演进到城市化,而是抑制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其退化为农业乡镇。
       1966年4月14日,毛泽东对一个文件做出如下批示:“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显然,这里面既渗透了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第四十八章)的观念,也表示了对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第六十五章)思想的认同。在这个时候,所谓“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的一封信)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五七指示”中,毛泽东勾画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即工人、农民、学生、军人、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都以一种职业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
       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五七指示”的内容,并且强调:“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这样的“大学校”一旦建成,“三大差别”就会自然消灭,人人都能成为“多面手”,“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资产阶级法权“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也就不存在了。既然大家都能务工、务农,商品交换也就不必要了。这似乎符合经典作家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问题在于:“三大差别”的出现,在社会发展史上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选择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老子著名的对其理想社会的描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一般被认为是对当时已经消失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场景的回忆。很明显,“五·七指示”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与该场景颇有神似之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空想共产主义王国。相对于二战以后在全球勃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武汉大学某教授认为:“毛泽东此人不喜欢儒家,也不喜欢道家,他喜欢法家,有时以法家自居。他的权谋思想,主要来源于韩非,韩非有系统的权谋思想。”诚哉斯言。但笔者觉得,先秦百家争鸣,百家的地位并不平等,实际上有源、流之分。儒、道是源,“名”、“法”、“兵”、“农”等等皆是流。“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但后世无传,直到近代才彰显出来,可置而勿论。韩非“解老”、“喻老”,应可视为老子私淑弟子。其思想之与老子一脉相承,例子随手可以拈来。且看《显学》篇:“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心’。欲得民心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夫求圣道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若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求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行文至此,再想想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断语,不能不为今日新道家进一言:与其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将中华传统文化包括除儒、释、道三教之外的源头在世界各地的成分熔为一炉,锻铸一道“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的新的“中国根柢”,让它也来个“与时俱进”,使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的百花园里大放异彩,岂不快哉!吾与君将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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